然而，我们决不能忽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自主性的建构乃至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背景，具体说有一个西方背景。
只有同时兼顾主观解释论和客观解释论才能充分呈现人权法文字在当下时代背景中的规范意义，反映一般人的社会日常生活，由此使这种一般性的规范意义能够为普通民众所广泛理解。本文拟从整合中国人权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下文简称三大体系）的视域出发，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命题、新表述，致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人权法学三大体系。
基于对应然人权和实然人权的梳理，人权法学的学科构造及人权与法律的关系本质被转换为应然人权、实然人权与法律的关系。在上述命题的基础上，将人权视为法规范体系中道德证成的正当化理由。换言之，若人权只限定在应有人权或人之所以为人的范围内探讨，那么显然当下的所有新兴人权论证都无法成立，仅仅是既有人权的具体形式而已。各类人权规范对于人的尊严有着共同的关注，所以不同法域、不同类型的人权规范之间应当融贯。因此，我们认为，人权规范落实为人权的具体保障，需要在人权入法与人权规范体系协调上体现融贯性。
譬如数字人权，以言论自由权、通信自由权、个人隐私权为主的第一代消极人权在数字时代有了内容拓展，以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物质报酬权等构成的第二代积极人权有被数字化侵蚀的风险，网络接入权、数据可携带权、数据遗忘权等新兴数字权利亟需获得法律设施保障。本文论证思路是，首先，需要突破人权法学学科体系的范式藩篱，寻找沟通人权法内外视角的渠道。在法律应用中要联系具体的情境，要考虑个案事实及变化，随历史变迁而动。
[8] 不仅如此，在适用法律中产生的众多的具体问题，积累性地刺激人们对整体的法律进行反思、批判和建构：其一，在制度的内容上，例如，中国《民法典》颁布前的各民法单行法在实施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些涉及如何处理国际化与本土性的关系，学界对合同法应走国际化之路，而物权法、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当更多体现本土性展开的讨论，对正处在急剧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应编纂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意义不凡，也贡献甚多。从前文对如何在实践中续造法律的分析可见，作为法学的分支，实践法哲学当列入实践理论的家族，而这里仍以实践法哲学标称，是因为在法学中对法律这种行为规范的根本性思考通常用法哲学来称谓，以有别于对法律的其他思考，简而言之，教义学立场的法学注重既存或既往的规范本身，多数社会—法律研究解决的是法律生存环境和运行中的是或真的问题，少数社会—法律研究宏观地回答法的正当性。类比的原理和方法由哲学和逻辑学供给。下面将依据这种方法论，在两个维度的事实与预设的规范的不对称性中，展开整体的和个案中的法律续造。
意见是通向唯一正解的正途，唯一正解虽不能得，但心应向之，这才能使结论更具说服力，更有可接受性。武建敏：《实践法学要义》，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期。
参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刑终字第41号刑事判决书。另，Hasso Hofmann对法律教义学、法哲学、法律理论、法律史、法律的文化学、法律社会学、如何思考法律的方法史作了颇值一读的简明的考察，参见Hasso Hofmann, Wissenschaftsgeschichtliche Aspekte des Rechtsdenkens, JZ 6(2019)， S.265-275 ff。[32]施为性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的含义指，一个陈述的命题内容与断言它的前提相矛盾。该立法解释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
所谓不明确是指条文中的概念或表达的含义是否能涵盖事实不清楚，如有人在商住两用的房屋中实施抢劫，可否适用刑法第263条第1项入户抢劫存疑，盖因户与商住两用的房屋的关系不明，不能直接获得具体规范，因而不能脱离事实作出判断，离开事实无所谓明不明确。在续造中，更重要的应当的问题，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则通过理解和批判的方法提供善/恶的正当性判断，它们在制定法本身的性质之外处思考，将道德、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种族、性别等因素纳入识别法律和法律运行的全过程，历史上学者们曾贡献出不同的整体的法律形态，如马克思以经济为基础的法律模式，韦伯的四种法律理想类型，塞尔兹尼克的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回应型法，托依布纳的形式法—实质法—反思法，哈贝马斯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程序主义三种法律范式。所谓构成性要素指属于事情本性的实在，缺乏这些要素就不能构成某种事情。这一过程体现出事实与规范相互关照，法律者要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来回审视。
倒是用行动还是用行为可稍作一辩。其目标是使普适中体现特殊，这就需要对普适的规范进行续造，即将外来的法律，它们尚属于法律1.0，续造成本土的法律，变为法律2.0。
（四）法律2.0是特殊的 无论是在个案中，还是在整体上，法律1.0与个案事实或社会事实掺和后产生化学反应，合成了法律2.0。这种续造性行为未抛开既有规范，而是在其基础之上，但又不固守既有规范。
自古代罗马和古代中国至今天的传统法律方法处理的对象是有瑕疵的预设的法律。反思的时间对象是过去，动力却来自现在，而塑造的是未来。所以，与其努力给实践下一个普适的定义，不如更多转向对各种实践行动的具体分析，分析不同特定实践行动所处的情景和条件，有学者将这种对实践的研究称为从实践理论到实践分析。为了避免施为性矛盾，人们应该言其所思，践其所言。——诉讼法：按照程序正义，程序法定，辩护权利（《刑事诉讼法》第32、33条），人民陪审（《民事诉讼法》第40条、《刑事诉讼法》第13条）等原则建构诉讼体制。合理期限、合理注意、显失公平、恶意串通、公共利益、内容适当等价值评判规定。
人为法随着人的对事情的价值立场的变化而改变，同性婚姻从禁止到合法化，死刑从普遍到例外，但事实并没有改变，生物学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一如既往基于DNA，而在法律上子女有婚生与非婚生之分。行为一词更切合实践的规范性，因为规范意在指导行为。
（五）法律2.0的规范性 一般而言，规范性问题是相对于事实性问题而存在的，这便产生了应当与是的关系。《刑法》的相关规定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4]Vgl. Arthur Kaufmann/Dietmar von der Pfordten, Problemgeschichte der Rechtsphilosophie, in: Winfried Hassemer/Ulfrid Neumann/Frank Saliger (Hrsg.)，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philosophie und Rechtstheorie der Gegenwart, 9. Aufl.，2016， S.23. [5]Vgl. Zheng Yongliu, A Practical View of Law, Archiv für Rechts-und Sozialphilosophie 95(2009)， S.274-285 ff. [6][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参见Reinhard Merkel, Neurowissenschaften und Recht, in: Winfried Hassemer/Ulfrid Neumann/Frank Saliger (Hrsg.)，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philosophie und Rechtstheorie der Gegenwart, 9. Aufl.，2016， S.403-410 ff。
同为学科意义上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虽然立场不同，但都以理论与实践、结构与行动与等二分为前提。进入 郑永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实践法哲学 。由于续造是在整体和个案两个层面发生，便形成双重续造结构，在整体上，是将外来的法律1.0续造成本土化的法律2.0。但通观世界现代史，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己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主要不是法律被动地跟随社会变革，确认社会变革的成果。
实践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实践需要规范，但与规范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规范也并未总是带着如何行为的钥匙，正如维特根斯坦说的，人既依规行事，而又做事成规：难道不是也存在着这种情况吗？其时‘我们一边玩，一边制定规则？甚至还有这种情况，我们一边玩一边改变规则。[21][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385页。
[20]北雁云依诉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燕山派出所公安行政登记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89号，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0）历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29]Vgl. Thomas Bedorf/Selin Gerlek (Hrsg.)， Philosophien der Praxis: Ein Handbuch, 1. Aufl.，2019， S.1-3 ff. [30]关于实践理论的演进可参见Davide Nicolini, Practice Thery, Work and Organization: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尼采在这里批评刑罚有一种恒常的目的之观点，如复仇或恐吓，而认为刑罚的意义是变动不居的，在各个时期意义不同，是有历史的，故刑罚的目的不可定义。表1何谓法律 其二，基于预设的规范与事实的关系，它是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行为指有主观意图的并导致法律结果的动作，如我国《民法典》第13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二）面向法律生活世界 在日常生活中揭示社会制度的运行逻辑和再生产的奥秘，是当代诸多以实践为主题的研究的共同兴致。批判法学——意识形态。
要根本解决法律何谓的问题，取决于如何实现正确之法，因为制定法的问题与事实相连，更多的是在适用或实践当中产生的，也就是，不能离开适用或实践去完善，而必须在实践中去续造，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在游泳中学游泳。因此，具体此在的法律包括整体上和个案中的具体此在的法律，最终对行为产生直接约束力的是个案中的具体此在的法律。
对不明确的解决方法是法律解释，法律解释分为字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主观目的解释四种，它们都指向发现立法者的原意，以获得具体规范。于是飞奔到格鲁纳斯家，用手枪连开五枪将格鲁纳斯杀害。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内容具体确定等确定性规定。尤其在处在现代化过程的中国，现代与前现代共居一体，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东中西部差异巨大，这些社会事实使已经具有现代性的、多为移植而来的制定法规范常常感到高处不胜寒，不仅个别条文，实质是整部法律如物权法、劳动合同法，或某一法律制度，如环境评价制度、破产制度，陷入既形式有效又实际无效的悖论式状态。
